五年前，我想起了五年前的我。五年前的我是不敢畅想未来的：什么高考、艺术之路、梦想，甚至上学、老师、同学都只在我的梦里才出现。那时的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做有关学校的梦，但同时又恐惧梦醒后的失落。经常是一睁眼看见了黑漆漆的夜，又马上闭上眼，希望那个梦能继续做下去。

　　我常常呆呆地望着窗外屋角下的那一小片天空，有时鸟儿飞过，有时虫儿飞过。那时真切地感受到有一把枷锁牢牢地锁住了自己。鸟儿有伙伴，虫儿也有，我却没有。我突然发现，身体的残缺固然不幸，但更可怕的是心灵的残缺。那时的我绝望地认为自己的心灵是注定要有残缺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流走、自己的长大，我开始慢慢地意识到：我的病很可能把我一辈子固定在轮椅上。我不可能回到学校，我不可能有梦。学校——那是个遥不可及的梦，以后真的只能是梦了。

　　那时的我又怎么能想得到，五年后的今天我能够学自己从小热爱的美术、参加全国高考。我有了伙伴，有了梦想，有了花季可以回忆。我知道是学校、老师、同学用五年的时间给了我一切，用五年的时间给了我一生的阳光……这便是我的五年了。

　　记者手记

　　命运

　　命运是什么？也许另一个世界中有我们无法解释的安排，既然不能证明它的不存在，我们就将人生路口的剧变当做命运的安排。

　　童年的李玉川面容姣好，身材颀长。如果不是那场变故，现在的她一定是阳光下最青春靓丽的女生，今年正好大学毕业，开始她人生骄傲的飞翔。但10年前的那个黄昏，厄运毫无征兆地选择了她。她的人生从此被改写。

　　10年，也正好是我做记者的时光。10年前，李玉川是我重点报道的第一个新闻人物。我还记得1998年12月 1日发出的第一篇报道叫做《我要做江西的桑兰》，这个小姑娘由此一度被媒体亲昵地称作“江西小桑兰”。随后，两个不同原因受伤，却有着相似命运的小姑娘还真的走到了一起。桑兰以她的壮烈翻转受伤，改变了很多中国运动员的命运，体育保险从此得以普及。而李玉川，以她的人生变故，改变了中国校园伤害赔偿立法的进程。

　　10年间，我报道过无数新闻人物，但李玉川是我追踪最久、走得最近的新闻人物。几乎每一次去北京采访，我都要顺道看看她，因为她也给予我对新闻本真坚守的动力。

　　1999年1月1日，本报刊发《1999，爱与希望同在》，全面回顾李玉川事件，并和她一样希冀奇迹发生；1 999年1月28日，本报刊发《校园伤害案，究竟该谁负责？》，开始了对此类案件的冷思考；2000年9月1日，本报刊发《病房里举行的“开学典礼”》，报道李玉川对校园的渴望；2002年8月27日，本报刊发《校园伤害案有法可依》，报道全国人大对李玉川事件的关注，透露教育部公布《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本报四年呼唤终获成果。

　　相对于人类进程，我们个体的命运也许是渺小的，但当个体命运影响人类进程时，你能说她不伟大吗？就如一位美术界前辈所说，由于李玉川的特殊经历，给了她比别人丰富得多的人生体验和艺术沉淀，今后的中国画坛，一定有她的特殊地位。

　　所以我还相信命运有时候会公平，冥冥中它会是一个理性的事物，它会露出动人的笑容，让我们不再有太多的遗憾和无奈。

　　现在，对李玉川一家来说，筹齐大学四年的学费，乃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对于已经家徒四壁的他们来说，也许需要更多的援手。

　　
来源： 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