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军“被大学” 体育人才培养制度的尴尬
周五上午有课的时间，北京体育大学校园像往常一样寂静，隶属于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的“冠军班”，在这个距离广州亚运会开幕不到1个月的日子里，更是显得安静——至少一半的学生因为亚运会比赛任务，都在国家队中训练，因此10月和11月的应修课程，他们只能等到亚运会结束后再补修。
“冠军班”低门槛带来大困惑
今年9月底北体大“冠军班”开课，“首堂课只有三人上课”、“学员不重视、学校炒作”的社会质疑让北体大校方有些措手不及，学校宣传部的桌子上至今还放着几张印有“冠军班首日只有三人上课”大标题的报纸。
“‘冠军班’不是一个同学们应该天天一起上课的固定班，他们都是按照研究生院的规定上选修课，其实普通研究生也都是上选修课，所以一节课出现三个冠军运动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宣传部负责人顾正平告诉记者，“学校没有为‘冠军班’的学生设置专门的固定课程，他们都不是一个专业的，各自选修的课程都不一样，所以很难出现大家凑在一起上课的情况，他们上课也是和别的普通学生一起上大课，只有修够学分才能开题做论文，论文答辩也是公开的，所有研究生同学都可以参加旁听。”
据记者了解，在国家体育总局支持下，2003年北京体育大学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办“冠军班”。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在世锦赛、世界杯和奥运会这三项大赛中获得冠军的运动员以及冠军运动员的教练员，可以免试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学习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而校方为了加强管理、增强学生的学校荣誉感，把这个班命名为“冠军班”。
“‘冠军班’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松散，学校在这方面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据我所知有几个冠军都在校6年了还没拿到学位，因为他们学分不够做不了论文。”一位北体大研究生院的同学告诉记者，“冠军班的人和我们不一样，尤其是还没退役的运动员和教练，他们基本上不可能在3年时间里就修完所有课程拿到学位毕业。”
教育部对于北体大“冠军班”的学制并没有严格的年限规定，与三年制普通研究生学制相比，“冠军班”的学员因为比赛和训练的耽误，以及对于课程的适应情况，甚至可以延至6年到8年的时间完成所修课程。
“我们今年研究生院‘冠军班’一共招收39名学生，这些人当中有不少现役队员和教练员，目前很多人都在备战亚运会。”主管“冠军班”的北体大副校长池建告诉记者，“这些年我们研究生院‘冠军班’一共招收了201名学生，有队员，有教练，到今年一共有40人获得了学位，有些获得学位的同学甚至已经在校学了5年。从入学第一天我就告诉他们，这不是混文凭的地方，北体大出了那么多奥运冠军，没必要用‘冠军班’来炒作。”
虽然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看，北体大“冠军班”并非变相的“冠军文凭批发站”，但也有一位“冠军班”的学员告诉记者，“冠军班”的实际困难在于，“研究生这个门槛对于我们来说太高了，就连上公共基础课都听不懂，别说专业课了。”
在这位冠军运动员看来，“现在大家都是先进‘冠军班’，然后慢慢跟着上课，真正学进去、学会的不多，可能本科生的课程更适合我们。”
在“冠军班”之前，明星运动员确实可以选择本科课程，但自从有了可以拿到硕士学历的“冠军班”后，还能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本科的冠军并不多见。
用上学作奖励很难实现“双赢”
“这里面确实存在一个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也在讨论这种制度。”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说，“不上课、不考试就让运动员进大学，这种奖励制度对他们来说究竟是否合适，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些问题都值得相关部门深思，从目前我们接触到的情况看，至少有些学校打这种体育明星牌是草率的，这也说明我们在运动员培养制度方面仍有欠缺。”
金汕认为，在计划经济年代，“运动员就是运动员”，“国家培养个运动员就是让他去训练、去比赛”，而现在开始考虑运动员的教育问题时，却发现“体工队制度培养出来的运动员，就算拿到世界冠军大多数也只有初中文化。”
由于奥运冠军可以任意挑选他们心仪的学校，就连全运会冠军也可以保证读上重点大学，此外还有单项运动管理中心和各大高校实行“共建”，例如跳水队集体就读人大，因此这些运动员进入大学不用通过什么文化考试，即使有所谓的文化考试也是走走过场。各大院校对高水平运动员的加入总是张开双臂，实行所谓的“宽进严出”。
“另外就是冠军运动员这一块，他们获得冠军以后社会对他们的奖励其实都不少了，尤其是奥运会冠军，可以说名利双收，他们本身没有再付出很大精力去学习的欲望了，他们上学多是想混个文凭，以后还可以在体育系统里谋个一官半职，对于这样的冠军，表面上看是国家给了他回报，实际上恰恰是我们体育系统人才培养制度的最大缺陷。”
本学期人大研究生院宣布录取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三金得主王闬和温哥华冬奥会速滑季军王北星，以及短道速滑世界杯冠军赵楠楠、王洪洋，不过开学后王闬始终没有在校园中出现，按照短道速滑队领队王春露的说法，王闬是一边训练调整，一边上学。但不久前中国短道速滑队正式宣布王闬将放弃本赛季所有比赛，王闬仍然不能像一个普通学生那样全脱产学习。而另一位名将王北星常年在加拿大训练，人大又无法提供一两个月集中学习的方式，所以她的研究生学习计划更加难以完成。因此这种看似“双赢”的学习，实则毫无相互依赖的基础。
事实上并非没有明星运动员在求学路上做出表率作用。以女排姑娘为例，冯坤在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攻读研究生，她的硕士论文方向确定为关于“女排精神”，现在已经确定将出任中央电视台的亚运女排比赛解说嘉宾。今年夏天赵蕊蕊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体育教育专业学士学位后，被保送研究生。通过优才计划入籍香港的张萍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体育运动科学系就读，今年夏天她曾到英国的海滨小城布莱顿留学，开始尝试用流利的英文记录自己的留学生活。
“体教结合”才是人才培养出路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前段时间去内蒙古，听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曾在北京体育大学任教的著名体育社会专家卢元镇说，“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论坛)，教育部表示为照顾少数民族学生，蒙古族学生的分数线和全国标准相比可以下调100分，但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界的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最终蒙古族学生的分数线只减低了10分，这真是一个有远见的决定。”
“领导们认为，如果真降100分，那蒙古族学生不可避免就会有‘不好好学习也能上大学’的思想，这对学生反而没有好处，越照顾越糟糕。”卢元镇说，“和当时的严格要求相比，现在我们国家高校盲目扩招已经使得本科学生文化修养下降，更不用说体育生的整体素质，毕竟邓亚萍那样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
邓亚萍1997年退役后从清华大学英文系的本科生念到诺丁汉大学硕士，最后拿到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这11年的求学路邓亚萍走得极为辛苦。从认不全26个字母到独立用英文完成博士论文，邓亚萍说她自己在读书过程中吃得苦并不比当运动员时少。
由于绝大多数冠军运动员不需参加高考而免试进入大学校园，因此以他们自身文化水平在接受高等教育时不可避免遭遇尴尬，对此卢元镇认为，对于明星运动员的照顾应该“适可而止”，“我教过一个冠军，连语言表达能力都不过关，那么让他到大学里面来学什么？他需要的是基础教育，不是高等教育，所以有些学校在招进明星运动员以后也后悔，为了维护教学秩序也有劝冠军退学的情况出现，所以如果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我劝那些高校和明星运动员都不要着急走这条路。”
“实际上我们谈体育明星上大学的话题，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讲，一是在现有体制下如何修补规则，二是体制本身带来的问题如何应对。”卢元镇说，“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的学习和他们训练应该是同样艰苦的一个过程，不要以为像扔包袱一样把运动员塞进大学里面，就是对他们负责，这不是对他们真正的关爱。短期内我们可以通过给他们一些优惠政策来奖励他们，但想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把体育纳入到教育范畴当中，让全社会承担培养运动员的责任，说到最后这应该是一个体教结合的过程，让运动员从大学里面产生。”
“有些高校招明星运动员来扩大影响，本质就是不自信，是教育的妥协和倒退。”卢元镇说，“包括北体大的‘冠军班’，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运动员再教育和再就业的办法。让冠军上研究生，那亚军怎么办，没进前八名的又怎么办？更何况这么出来的硕士水平可能还不如原来的本科生。所以教育不能跟着被教育者走，照顾、纵容运动员，那只能是害了他们。”（中国青年报 郭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