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学生的高考梦
6日,高考前一天下午,付家俊 回 了 一 趟家。他的房间简陋,贴满了N B A球星的海报。南都记者谭庆驹 摄
编者按
“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今年3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任后的首场记者见面会上曾如是感言。
这并不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该问题表态。早在2009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就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到:“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5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会议决定“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并部署今年将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原有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1万名重点高校招生计划增至3万名。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我们从小认定的道理,然而在新一代的农村学生眼中,为什么“跃龙门”这条路越来越难?今年高考期间,南都记者走进广东省重点扶贫特困县———韶关市乳源县,近距离记录一所农村学校的高考时间,一个农村学子的高考梦想。
韶关乳源县是扶贫开发重点县,乳源高级中学是这里唯一的高中和考点,农村孩子占了七成。绝大部分学生住在宿舍,没有回家,步行就到了考场,有的根本没有提前踩点。
前天高考首日,早上约8点半进入考场,付家俊在理科实验班的队伍里,独自蹲在地上,低头沉默,等待进入考场。高三这年,他每天有14个小时“钉”在课室,韶关市中心是他至今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他说,特别希望能考到省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学校上重本的人数逐年下降,全校958位同学中,三四百人早就确定报考职业学校和专科。实验班里的“付家俊”们,是学校追赶市定指标的希望。付家俊算了算,他的小学同学中,和他今天一起参加高考的,只剩几个人了。
小学同学只剩几人参加高考
第一门考试结束,数十个孩子走向停在校门外的轿车,准备回家吃饭。付家俊走在人群中,直奔食堂。
他的父母没有来,他们习惯了在家里等待儿子的电话,那往往是在他每月回一趟家之前。
父亲付敬有做水泥工,一个月一两千元,看工程吃饭,并非每月都有;母亲身患多年的肾结石病,仍要下田种烟。高中三年,付家俊的学费都是由慈善基金资助的。考前,他还在准备申请大学助学金。
清理考场那天,父亲付敬有接儿子回家,初二肄业的他,觉得自己读的书没儿子多,没什么可教,只是一再重复那些话:“读好书,能给一个村争光,否则别人看不起我们家,(觉得你)没有出路。”
“要出路,靠读书。”付敬有说,像自己,当个水泥工有什么用呢,看工程吃饭,一两千元的收入,并非每月固定,妻子想做手术也做不起。这时付家俊的妈妈已经10天没有下田干活,多年的肾结石病累积,疼痛蔓延至腿脚,只是去小医院打了一针。这些他都没有告诉儿子,他从来都只等儿子的电话,不想让他多操心家里的事,何况马上要高考了。
不过在农村家庭,这样的传统观念已逐渐式微,“读书无用论”悄然抬头。付敬有的小女儿,只读到初一,便跟随朋友辍学,借了身份证进厂打工,家人劝不回来。
付家的墙壁上,至今贴着妹妹小学时的两张优秀学生奖状。付家俊拿过更多,但都被他压在了抽屉里,包括省化学竞赛二等奖、市数学竞赛二等奖、市三好学生奖状等。
付家俊数了数,与他一起上小学的同学们,今年会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只剩几个人了。
考上一本的人数越来越少
乳源高级中学学生处副主任、高三年级负责人李堂新说,现在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不如农民工,甚至考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加之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家庭经济条件限制,越来越多农村家庭的孩子辍学打工,或是分流至职校、技校。
李堂新说,即使是继续深造的农村学生,读书的愿望也不如往年学生那么迫切。今年全校958位学生18个班,有七八个班升学目标仅是职业学校和专科。
与此相关的是,“农村孩子的学业竞争力也在削弱。”李堂新介绍,2006年是乳源高中高考成绩近年最辉煌的一年,80多人考上一本,此后逐年下降,去年考上一本的有32个人,还不到市里定的40人的指标。
完成一本指标,几乎都压在了文理两个实验班上,付家俊就是其中一员。李堂新说,高三以来,他的成绩稳定在理科前十名,韶关一模考了年级第三,但放在韶关全市,也只能排到100多名。
每天在课室复习近14小时
班主任蔡春松记得,付家俊高三月考最差的成绩是年级十一名,但就是这唯一一次掉出前十,让他一时变得愈加沉闷。“他太看重成绩了。”蔡春松说,每天付家俊在课室复习的“有效时间”接近14个小时,有时候老师甚至要“赶他出去玩”。
很多同学玩手机、戴耳机,他都没有。其实舅舅送过一个手机,他觉得一个月18元月租费太浪费就停了。每顿饭他只吃四五元,基本是素菜。只有购书他不会节约,每学期发了新课本就要买好几套教辅。
高考前一天下午,隔壁寝室男生赤着上身,聚在一起打牌放松。付家俊还在自习室,他沉浸于习题中,很久都没有抬一下头。
这个黝黑消瘦的男孩,曾经考过年级第一,班主任蔡春松不担心他的能力,只怕他给自己太大压力。
最想考到外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高三后,付家俊差不多一个月才回一趟家,虽然路程只有30分钟。他觉得家里没有读书的氛围。父亲说,他即使回到家,也一直在房间里,电视都很少看,出门探亲也不去。
在多幢洋房中,付家的砖瓦平房很不起眼。付家俊的房间里,五六件衣服用衣架挂在一根细竹竿上,就是他的“衣柜”。书柜却有四层,摆满了教辅和经典文学读物。书桌的抽屉里还有数十本文学书,他的偶像、N 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的自传压在最上方。
班里很多同学把中大视做最高目标,而他特别想考到外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至今,韶关市中心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
他把“到处走”视为理想生活,挂在嘴边。最想去的学校是中科大“探索未知”,或当两年兵,锻炼身体。
农村学生多半会在高考后进厂打工,他不喜欢这种枯燥重复的工作,他也不喜欢大城市的繁华生活。他最大的梦想,是和朋友一起去欧洲滑雪。
他还想过去欧洲留学。比起同校部分班级英语平均分只有二三十,他多能考到120分以上,已是出类拔萃。班主任蔡春松感叹,上海的孩子高中就考托福出国,乳源这样的山区县城,基础教育差,高中英语无异于“平地起高楼”,一些同学能从五六十分拉到100分殊为不易。
在家门外的小道上,付敬有于去年铺了一小段水泥,衔接土路,在水泥上写下“阳光大道”和一个“福”字,末了附上他的名字。付敬有说,他的儿子付家俊,就从这里走出村庄,跨过高考,走向人生更宽广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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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学子比例越来越低
北大清华农村生源降至一两成
过去10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大,但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逐年下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在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说,10年前他已在中山大学做过不完全的调查,“当时城市大学生已占90%,现在估计只会更多。”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中大。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
这项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研究显示,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者就读“211”院校的比例分别为38%、22%,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
2008年12月,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