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楠楠家，这样的场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上演。
楠楠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现在上小学五年级，为了能上好一点的学校，楠楠一直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学。因为住得远，楠楠每天上学花在路上的时间就有将近3小时，以前还不觉得，进入四年级后，楠楠明显感觉到累了。“作业实在太多了，楠楠很少有在晚上10点之前完成作业的时候”，楠楠的妈妈彦东说，作业太多，就会挤占孩子睡觉的时间，“每天早上看着她熟睡的模样，我真不忍心叫醒她”。
累成这样的孩子不是楠楠一个。“每次接送她到学校的时候，听到家长说得最多的就是孩子太累了。”彦东说。
作业太多，睡眠不够 孩子发明三段睡眠法“让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是个高二学生的是作业的数量。刚上高一时，觉得课业负担重，简直是炼狱，可那时和现在比就是九牛一毛。按说刚开学应该挺轻松的，可主科数目的增多与副科的减少，简直把我弄得天旋地转。每天不同的老师在不同的课上留不同的作业，带给我们的是相同的痛苦和折磨，而到了周末作业就会更多，有时作业会留满一黑板……”这是朝阳区的小陆刚升入高二时写的一篇周记，“我觉得除了上课以外，我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业了，好像总有写不完的作业。”小陆说。
缺觉是学生的普遍状态。
太困了怎么办，除了利用课间补觉以外，在朝阳区上高二的小金和几个坐同一辆公共汽车上下学的同学组成了一个补觉小组。每天一上公共汽车，同学们马上寻找有利地形，然后睡觉，只留下第一个到站的同学值班，以防坐过站，等这名值班的同学要下车了，他就会叫醒下一个要下车的同学继续值班。这样，只要能找到座位，小金每天在放学路上还能再睡上20多分钟。
如果到了“非常时期”——模块考试之前或者作业特别多的时候，小金还发明了一种适用于非常时期的“三段睡眠法”。他放学后大约下午6点到家，到家之后啥也不干倒头就睡，第一觉睡到吃晚饭的时候，晚饭后写作业；夜里11点左右睡第二觉，大概夜里1点，他家的闹钟会铃声大作，这时小金会再次起床复习和预习功课；大约到凌晨3点小金开始睡第三觉，到了早晨5点，小金一夜的睡眠结束，新一天的学习生活就从这时开始了。
据说，这种三段睡眠法在同学中还挺流行。
“孩子们太辛苦了！”刘老师是北京一位退休多年的美术教师，闲暇时教孩子们画画。因为在刘老师这里没有考试压力，一些学画的孩子总愿意把自己的烦恼跟刘老师说说。
见到记者时，刘老师拿出了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大纸，上面是这段时间她对跟自己学过画的9个初高中孩子进行的调查，调查很简单：“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几点放学”、“中午休息吗”……
调查得出的结果是：9个孩子每天起床最早的是早上5点，最晚的是早上6点10分，放学到家的时间最早是17点，最晚的是19点，写作业用时在3.5个小时到4个小时之间，每天的睡眠时间在5.5个小时到7个小时之间。
学校赶进度 中午学生只能休息20分钟孩子负担重，不仅仅是老师留的作业多，北京市的不少高中生明显感觉的，自从实施了新课改以来，学校赶进度的情况多了起来。
“学分制给我们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考试多了，也重要多了，每科，尤其是主科所学内容的量都非常大，给我们也增加了很多负担。半学期就10本书，一学期将近20本书，这样的进度让我们觉得很苦恼。”西城区的小贾说。
为了赶进度，一些学校开始挤占学生的午休时间。
朝阳区高二学生彤彤每天中午的时间都安排得紧紧张张。
彤彤上午有五节课，每节课是40分钟，中午下课的时间是12点10分。之后她就要快马加鞭了，因为12点30分英语老师就要来默写单词了，12点45分到1点20分是午自习时间。“午自习不能不上，”彤彤说，“因为不同科目的老师会分别利用这段时间来讲新课。”所以，彤彤午饭吃得特别快，“我们最怕最后一堂课老师拖堂，如果那样，我们有时连饭都吃不完。”
紧张的午自习之后，彤彤要抓紧时间休息，因为，下午的课是1点30分开始，而且一上又是四节。
彤彤初中时的同学现在分散到了各个高中，据她了解，很多学校都有午自习。
刘老师那份简单的调查也印证了彤彤的话，她调查的学生来自不同区的9所学校，只有三所学校没有午自习。午饭加午休时间最长的是1个小时，最短的只有20分钟。大多数学校的午休时间是学生写作业的时间，像彤彤学校那样默写单词或讲新课的不占多数。
“科学早已证明，一个人的学习成绩并不与读书时间成正比，过度疲劳反而会使大脑进入抑制状态，会降低学习效率，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可为什么一到实际中就明知故犯，违反科学规律呢？”教了一辈子书的刘老师心疼孩子，说到这里声音都是颤抖的。
中国的中小学减负只喊口号不动“剪刀”前两天，彦东吃晚饭的时候跟楠楠聊天，刚问了一句“班里学奥数的人多吗”，楠楠突然高喊：“你烦不烦，别再跟我提奥数的事。”
“她现在简直就像个刺猬，动不动就狂喊狂叫，有时还会摔东西。”彦东说，熟悉楠楠的人都说楠楠变了，不再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了。
“她确实太累了，根本没有什么时间放松。”彦东说。四年级以前，彦东几乎没给楠楠报过什么课外辅导班，但是楠楠上四年级之后，看到周围家长都给孩子报了各种班，彦东心里一下子打起鼓来，“不给她报班我实在心里不踏实呀”，于是，每周六成了楠楠最忙的一天。每个周六楠楠几乎都会在早上7点出家门，跟着爸爸妈妈进行一个小时的锻炼之后，就开始数学、英语、作文、跆拳道……一门一门地接着上，将近晚上10点才能回到家。
看着女儿这么累，彦东也很心疼，“心疼归心疼，但是这么累了一天之后我心里不再空落落的了。”彦东说。
与彦东不同，魏先生带儿子周末上课多少有些被动。
魏先生本来不太希望给儿子太大的压力，但是有一天儿子对他说，周末老师要给他们5个同学补课，起初魏先生以为老师是在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学生，还很感动，后来才知道事实与他的想象相差很远。
魏先生儿子班里有40人，老师把这些学生分成了8个组，每个组有5个人。老师每周利用周末两天分别给两个组的学生补课(如，周六给一组同学补课，周日就给二组同学补)，老师会给这两个组的学生连续补课一个月。这样，除去寒暑假，8个组同学大概正好一年轮一次。
“老师给孩子们补课不是无偿的。”魏先生说，但是由于学费仅有几百元，而且每个孩子一年基本只会轮上一个月，再加上是任课老师给补课，大多数家长都会给孩子交这个钱，“我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普遍，但是我知道实在不应该再给孩子加上这个负担了！”
近一段时间，由于集中出现了几个中小学生因学习压力过大而自杀和生病的事件，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一下子又成了社会议论的焦点。教育部新近也公布了《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中特别强调要科学安排作息时间，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坚决纠正各种随意侵占学生休息时间的做法，依法保障学生的休息权利。
但是政策并没有被一致看好。“现在孩子们过重的学习负担，与政府的不作为有很大关系，给学生‘减负’的政策从来就有，但是政策的执行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刘老师说，“如果制定政策者总像笑话中的那个外科医生，只管剪掉露在皮肤外面的箭尾而不管留在肉中的箭头，甚至只喊口号不动‘剪子’，那么出台再多政策也瞎掰！”
家长彦东也同意这样的观点：“给孩子减负的政策还少吗？可是孩子该累还是累。咱们的教育就像人*一样，早已经被应试病毒入侵，它对一切试图改变应试症状的药物都产生了抗药性，药力越强它的抗药性就会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