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生源数量继续下降 高校培养模式需改进
作为人才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一年一度的高考历来备受瞩目。近日，一组官方发布的数据吸引了众多眼球，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57万人，比去年减少约65万人，普通高校招生计划657万人，平均录取率较上年增长近7%。这一升一降的数字背后隐含的人才培养问题，耐人寻味。

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

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曾经改变过无数人的命运。高考人数之众，“国考”之谓名至实归，挤过独木桥的，意味着学而优则仕；放弃的，则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和途径寻找向上流动的方式。然而，连年高考人数增长后，2009年，一场静悄悄的变革拉开序幕，生源数量开始下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弃考现象，2010年，人数继续下降。唯高考是举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吗？

“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学生的选择权增大。”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范先佐告诉记者，“最高峰时，每年有几十万学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些人中就有选择不读大学的，这种问题不仅中国大陆有，台湾地区也存在，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可以容纳80%的适龄青年上大学，但是只有约50%的人选择上大学。”

向买方市场转变的高校教育，也是整个社会理性选择和调整的过程。在范先佐看来，这对于高等院校乃至全社会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它迫使高校将注意力转移到提高教育质量上，推行特色办学，避免同质化竞争。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表达了相似观点，即生源减少对于高等院校来讲是个契机。易剑东将高校教育比作“炒菜”，要向“专、精化的小锅炒菜”转变。显然，减少在校生的数量可以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范先佐认为，“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是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矛盾，学生数量少些，提高师生比，教育质量更能得到保证，有特色的院校“存活率”也会更高。

加大投入是关键

尽管生源减少暂时对高校的威胁不大，但是，高校是否能够利用这一契机，办出特色，成功转型却是个问题。采访中记者发现，多数高校受经费掣肘，发展受限。

1993年，政府在制定上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时，曾明确提出，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10年过去了，这一指数依然徘徊在4%的下限以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校长殷鸿福曾算过一笔账，“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3951.59亿元，全国科技支出991.56亿元，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16%，而科技支出只占0.05%。”

殷鸿福感慨，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教育投入事关人才问题。只有教育搞上来，才能把广大的人口包袱转变成人力资源，科技兴国的目标才指日可待。

易剑东向记者透露，虽然江西民办教育质量很高，管理也很规范，但普通高等学校在全国，尤其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情况不容乐观。最大的问题是生均教育投入较低。一个学生政府投入约3000元，只相当于北京、上海的八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地方高校很难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落后又必须以招收本省学生为主，吸引不到外省生源，进而服务当地经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上大多面临此种困惑。

培养模式需改进

对高校自身而言，需要更多关注改进教育模式。在精英化教育阶段，我国基本奉行“严进宽出”的高等学校教育模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来，高等院校录取率大幅提高，“严进宽出”变为“宽进宽出”，生源增多，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改变不大，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如影随形。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宽进严出”，“宽进”即给多数人以平等机会，而“严出”可能并不意味着生源数量的减少，只要教育得法，人人可以成为大学生，但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普遍存在，显然是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出了问题。

范先佐表示，改进高等教育培养模式，需首先明晰高等教育的层次。他将高等教育院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100多所“985”、“211”等教育部直属高校，这一层中顶尖的几所大学肩负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重任；第二层是地方院校，培养为地方服务的人才；第三层是高职高专，负责培养手脑并用的人才。第一层次高校，特别是排名靠前的几所院校，应该着力培养精英人才，第二、三层次培养一般性的应用型人才。

但是，目前“分层模糊”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顽疾，受行政化掣肘，二流院校争相挤进一流院校，而非立足自身特色培养适用人才。加上受深重的传统观念影响，大多数考生纷纷选择总录取率不到50%的第一、二层高校。

多层次多元化人才并行

培养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是高等教育肩负的任务，需要投入资金，更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才的意义不言自明。6月6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 的颁布即为例证。

作为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规划》在序言中即指出“人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在人才，动力在人才，主体在人才，标志也在人才。伟大的时代需要也一定会造就更多的优秀人才。”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这样解读。

“《规划》破除了过去一谈人才就是精英的概念，提出人才应该多层次、多元化，很有价值。”范先佐认为，社会本来就应该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个性特征的人组成。他将整个社会的人才比喻成一部机器，“缺少主机，机器肯定运转不了，但是，仅有主机没有零部件，甚至缺一个橡皮圈，整个社会的运转也会不灵。”教育问题也一样，社会既需要有精英教育引导，也要有大众化、一般层次的教育支撑。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震则强调，大学确实有改革教育方法、更新教育内容的使命，为培养适应21世纪、适合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型人才做好准备，但从产业进程来看，我们不可能从贫穷落后一步登天。这本身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人才储备要优先发展，研究型大学尤其要更多地培养创新型人才。

从“一考定终身”到多样化的自主选择，这条道路，我们走了30多年。从精英化教育到大众化教育，我们花费了十几年时间。而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多元化人才的培养，不仅关乎教育本身，更是用人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折射，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