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高考后，江苏的新高考方案惹来骂声一片。
与去年一样，有人在网上贴出了该方案的主要制订者、教育厅前厅长王斌泰的家庭电话。一位网友打过后在网上回帖说：一直占线。
惹来骂声的最主要原因，是方案中两门选修课的成绩以等级的形式出现，同时将一般本科的录取门槛划定为“双B”。而依据在全省考生中的座次来划分等级的选修课，每一门都会有50%的考生达不到B。
人们在控诉其不公时常举的一个极端例子是：一个考生，即使语、数、外和其中的一门选修课全是满分，只要另外一门选修课距离B的起始分差一分，他也无法进入一般本科的招生视野。
从2000年到现在，江苏省的高考方案已经改了4次。但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一次一次地改过来，为什么大家喜欢的还是最初的“3+2”？
改革的逻辑
2000年之前，江苏的高考方案与全国其他省份一样，一直是文理分科的“3+2”模式：“3”指的是语、数、外(下同)；“2”，文科指政治、历史，理科指物理、化学。
2000年，“3+小综合”登陆江苏。“小综合”分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前者将政治、历史、地理综合在一张试卷上，后者则将物理、化学和生物综合在一起。文科生考3+文科综合，理科生考3+理科综合。
“3+小综合”是教育部于1998年推出的“3+X”的一个变种。变数“X”的出现，曾在当时被教育界寄予厚望，认为“变就有希望”，同时也给了各省鼓励在高考模式上进行探索的强烈暗示。该模式1999年在广东省独家试点，2000年有4个省份加入，江苏是其中之一。
“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江苏省教育厅的一位负责人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应该是各科都全面发展的通才，学科短腿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坊间则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小综合”方案的出台，与一位生物学院士的上书直接相关。由于生物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日盛，其在高考中的成功“上位”也被理解为其谋求话语权的一个表现。
2002年，“综合”的思路得到进一步扩展：当年，文理并包的“大综合”，取代了文理分治的“小综合”。
江苏省教科院的一位专家，如此解释这一方案出台的思路：世界并不是文理分科的，要客观地认识世界，就要掌握各个学科的知识。这些知识同时还是创新的前提。
《创造性与综合能力培养》一书的作者、扬州中学特级教师王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兼具文理科素养的学生，视野更开阔，创造性也更强。
在说明这种综合的必要性时，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常常被提及：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人很着急，陷入全民反思，其中对教育反思的结果是——美国人过于重视科技，却忽视了人文与艺术。结果在赢得科技的同时，却失去了想象力。于是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在校的学生不仅要学好物理，学好数学，还要把钢琴弹好。
王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教育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一个总体的趋势是向国外学习，尤其是向美国学习。
但是，“大综合”方案只在江苏推行了一年，便在排山倒海般的反对声中草草收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一方案给学生带来的负担太重。
按照一般的逻辑，人们推测“大综合”失败后，会退守颇受好评的“小综合”。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2003年出台的新方案基本上退回到2000年之前的“3+2”，不同的是其中的“2”可以在文理科之间交叉选择，人们习惯称之为“3+1+1”。
方案的主要制订者之一、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王斌泰，同样用“综合”来描述这一方案出台的思路。由于文、理不设限，这一方案呈现出的组合多达15种，其中文理交叉的组合就有9种。
由于在各个组合之间很难把握一个统一的难度，这一方案从产生的第一年起就备受争议。但由于2005年新课改实施，修改的动议被冻结，这一方案得以延续，一直到2008年新高考方案出台，算得上近10年来最为长寿的一个方案。
2008年的高考新方案，专门针对2005年开始的高中新课改。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只有语、数、外的成绩计入总分；二是其他科目的成绩以等级划分，其中必修课的成绩作为填报志愿的门槛，选修课的成绩则作为填报各个批次大学的门槛。
江苏省教育厅将制订这一方案的初衷，归结为三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推进课改；二是有利于减轻学生负担，促进全面发展；三是有利于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
但今年高考后暴露的种种问题，正让这一方案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相关的修订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江苏省教育厅在拒绝《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给出的理由是“未到时机”。
这个“时机”，据业内人士分析，指的就是新方案的公布。
高考方案对牛弹琴？
不管是高校从事教育研究的专家，还是在高中教学一线的老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都不否认这些方案的制订可能有着良好的初衷。但他们同时认为，这些方案之所以败走麦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中的理想设计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南京师范大学课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郝京华，向《中国新闻周刊》提醒了这样一个可能被忽略的重要现实：在大学生找工作日渐艰难的背景下，其中的部分压力逐渐前移到高考，以前持“有个学上就已经不错”想法的一些家长，已经逐渐生出“上个好大学、以便将来找工作”的念头。
但在围绕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形成的供求关系未有大的改观、以分数为核心的选拔机制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这些“上好大学”愿望的积聚，只会使大家对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任何因素越来越敏感。并且，在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背景下，这种氛围足以扩散到整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