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吴先生，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作为世界知名的艺术家，您的艺术价值和观点以至经历、轶事已被很多的媒体报道、传播，我们不过多重复，我想我们的采访就从几个有趣的小话题开始。有采访您的冲动缘于看CCTV《大家》节目，其中一个镜头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您和一个普通的北京老人一样穿过公园的一个小门，去一个理发摊上理发，这个镜头让我感动了很久。虽然早有耳闻，但是今天来感受到您的亲切和家的朴素还是超出想象，这和大家印象、想象中的艺术大家不同，可以谈谈您现在的生活状态么。
吴：生活状态我和大家一样啊，比如你说理发啊，我们这里都这样，说不同，我觉得就是比一般人辛苦，从年轻就辛苦，解放前奔波，解放后为追求艺术还是奔波。从小我生活很艰苦，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有很多人来到我家说感觉很朴素，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我这个木地板，是春节前孩子给我铺的，我以前一直是水泥地，好打理么，当时装修工人来到我家，吃惊的说，现在还有人家里是水泥地啊。
我不喜欢豪华的生活，年龄也大了，吃啊穿啊都不太在乎，但是我要工作的空间，我以前工作室还是满大的，可以画大画，现在体力跟不上，不画大画了，基本就在家里，比较方便。
记：一种非常平和、朴实的心态。记得看刘骁纯先生的文章时，他说您是“中国大陆现代水墨领域的开路人和引路人”，但同时又曾著文称您“活力大于深度”，您怎么看待一个艺术家的活力与深度的关系？同时您上面谈的生活状态、感悟对您的创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吴：刘骁纯是一个很有水平的评论家，他的文章比较理性，善于分析，但缺乏感情。他说和我波洛克最大的不同是始终不脱离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这就是我生活状态对我创作的作用，所以他解剖我呢也是偏于理性，还是有他的道理。
记：不论是“风筝不断线”还是“笔墨等于零”，不论是“叛逆的师承”，还是“我负丹青”，您的观点已很大程度被业内和大众所熟悉。您在评论艺术的时候经常谈到格调，能再简单的谈谈艺术的格调么？
吴：格调看起来很空洞，似乎不好谈，其实不光是画里面有格调，做人也要有格调，格调是什么呢？格调就是做人的人品，就是画画、做人不损人利己。中国古代人讲格调，因为哪个时候人少，生活会平均一点，现在这个地球上这么多生物，就要争，明争暗斗啊，就没有格调了。做人要清白，我该得的我就得，我不该得的我就不得，这就是格调。
记：人的格调有了艺术的格调就有了？
吴：对，艺术的格调就是诚实、诚恳，我想什么就努力表现什么，这就是格调，如果我是假的、谄媚的，我是讨好的、拍马屁的，就没有格调，没有格调的人艺术就“媚”，有格调的人就有骨气，有人格的力量，屈原有骨气，他的作品就有格调，是真诚的。
记：近来著名艺术网站雅昌网您的名字高居点击排行首位，由于您“取消美协、画院”的观点，各类争论文章连篇累椟，您怎么看待这场在业内引起不小风波的关于“体制、画院、协会”的争论？能不能对您“奖与养”的观点再深入的阐述一下？
吴：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的本意是讲搞艺术就要把艺术搞好，社会上不需要那么多艺术家。比如“诗人”是没有这个职业的，丰子恺解放前画过一个漫画，他画了一个诗人，高高的个子，拿了一朵花在那里闻，一幅文人姿态，旁边两个农民说，诗人是做什么生意的?（笑）所以说，诗人没有生意，社会不养诗人，过去文人很多都是诗人，当你写了惊世骇俗的诗，写出了震撼社会的诗，你就成了诗人。屈原、苏轼都不是“职业诗人”，职业诗人是空的，对社会没有贡献。
设计啊、广告啊，实用美术是另一回事，真正的书画家是没有“职业”的，社会不养“职业画家”，我们要养袁隆平，不养那么多协会、画院的专职画家。养那么多闲人做什么？皇帝才养闲人，宋徽宗才养宫廷画师。少量的画院是可以的，为有才华的，有潜力的艺术家提供创作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养”，要“奖”，搞出好的作品国家要奖，并且重奖，“以奖代养”，只看作品不看人。不然我是画院院长，谁和我关系好我养谁，搞不搞的出作品我都养。画家不是画院养出来的，是社会养出来的。再比如“美协”，我不是攻击美协，我也是美协的，美协不要“养”，一养养出一批官僚，作品的价格根据职务上涨。我们的美协不是不做工作，也做了一些课题啊，国际交流等活动，但是这些机会都被协会领导关系好的人分了，你是会员，你画的好你不一定有机会，因为是官方的，他有权，所以滋生腐败，成了名利场。美协搞了这么多年的全国美展评选，我觉得有问题，很多青年画家很有才华，但是他为了往这条路上挤，他就拼命研究评委喜好，或讨好评委，或讨好政治，不是研究艺术，作品很“媚”啊，没有格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