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试点再推广是稳妥之计

刘海峰

高考制度改革须兼顾统一性和多样化，应该让大学和考生能够双向选择。北大教授们的设想并不是完全打破高考制度，还要以高考分数作为主要依据来划基本线，同时通过面试来判断。北大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可以率先实行这种方式。

目前高校录取完全以分数决定，可以说是中国高考史上分数作用最大的时期。以分数优先的方式对考生而言比较公平，保障高分考生免于落榜，特别是对那些没有社会关系的家庭子女，用分数决定更有好处。但完全按分数排队存在一定局限性，特别是实行平行志愿以后，高校没有了选择权。现在网上录取的考生信息，主要就是一个个干巴巴的姓名和分数，学生的其他具体情况基本上了解不到。有不少高分考生虽然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但录取的却是调剂的专业，有的院系甚至整个专业基本上是录取调剂来的考生。另外，近些年，北大、清华争抢生源搞得过于激烈，实行平行志愿后，已经变成基本上只能由高分考生来选择学校了，高校没有多少选择学生的空间，造成一定问题。

北大11位院长、教授的联名信，我认为有合理之处，高考成绩与面试可以结合。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希望在分数以外参考其它方面来录取，这是值得尝试的建议。高考制度改革须兼顾统一性和多样化，应该让大学和考生能够双向选择。北大教授们的设想并不是完全打破高考制度，还要以高考分数作为主要依据来划基本线，同时通过面试来判断。北大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可以率先实行这种方式。

近十年来，我一直提出高考改革走到一定程度可以实行两次高考的方案。第一次高考就是实行全国统一高考，确定统一高考的基本分数线以后，取某一分数段以上考生参加高校举行的面试或者高校根据自身情况安排的笔试。北大教授们这个建议和我过去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是相同的。它的好处在于，可以在保证有较高的文化、学业水平的基础上，通过面试看学生的能力、反应、灵气等素质。不唯分数论能够让老师直接面对学生，看到学生的面试反应，了解学生全面情况。

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如果按这个建议实行，也会有三个方面的局限。一个是成本比较大，因为在各个省面试，人员需要派出很多。如果比例较大，人力、财力、时间等成本要花费很多；如果比例较小，面试的意义就不大。比如要招2000名学生，有2500人来面试，区间就会比较小；如果请5000—6000人来面试，工作量就会偏大了。面试规模不可能很大，如果全国各大学本、专科全部推行这种招生方式，工作量就会太大。比如今年将近1000万人报考，就算一半学校实行，就有500万人参加面试，想想看时间等各方面成本要多大？当然，省属院校可以到各个市、县面试，但工作量仍然非常大。所以目前只能先进行小范围的试点，是否具有推广的价值，还需经过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第二个问题，这种选拔模式，要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交通比较便利，关键是让家境贫寒的子弟，也能来参与报名和申请。因为一般来说面试的考点都设置在省会，若考点再向下延伸，工作量会非常大。考点设置在省会，如果是新疆、内蒙古等地域广大的省区，偏远地方的学校到省会来面试就很难，特别是家境清寒的学生，在不知道能不能被录取的情况下，并不容易下决心来面试。所以我认为，若要实行两次考试模式，要以交通便利和经济发达作为前提，不要因此排除了家境贫寒的学生，使他们丧失了机会。

第三个是面试的公平性问题，可能会出现个别不公平情况。文东茅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可以通过临时抽签决定哪位老师参加哪场面试，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尽量避免不公平。但完全杜绝请托并不容易，因为派到一个考点的教师人数总是有限，对那些善于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自己的独生子女上大学努力的家长而言，可能总还是找得到办法说情。

北京大学教授们的新选拔理念并非首次提出，我国硕士生考试也就是这种模式。国外也有类似的大学招考方式，日本所有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都是实行两次考试。第一次是全国性统一考试，相当于我国的高考，这个考试是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组织，考完之后各个学校划一个分数线，分数线以上考生到申请的高学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根据学校情况，可能是笔试、面试等不同形式。美国有的高校要求有第二次考试，有的学校只看学生各方面材料就决定是否录取。

至于这种招生选拔方式的可行性如何，我认为北大既然由代表性的院长、教授提出了这项建议，而且校长也同意，我觉得不妨试一试，再来看有没有推广价值。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