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信力罩门让中学校长们不敢真“荐”
跳过北大，跳过这些中学校长，把目光投向整个社会，投向中国教育的整体生态，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教育改与不改，都是一个难
北大一个“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无异于把39所被“钦点”中学的校长们架到了火上：“推荐”之前，他们被人担心会否玩“猫腻”；“推荐”之后，他们又被批评为求“保险”而形同放弃权力。“实名推荐”这出戏的主角，就这样从北大转移到了中学校长和推荐生——校长的推荐标准被严密监督，推荐生们的“老底”被逐一“盘查”。
不能不惊叹实名、公开的威力。众目睽睽之下，校长们显得“格外谨慎”。虽然此前有校长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推荐吴晗、钱钟书那样的“偏才”“怪才”们，若没有类似合适人选则宁可放弃推荐权，可到目前为止，尚未听说哪名校长推荐了“偏怪”，各地各校已经推选出的学生们依旧是根据成绩排名来。
本意要纠应试之偏的“实名推荐制”，就这样轮回到“以分数论英雄”，难怪有网友愤愤地说：“推荐这样的学生完全是浪费，根本不能选出什么特别的人才”，也难怪“推荐制”被质疑不过是北大提前“掐尖”的新把戏。
不过，指责中学校长的人，可能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非不能也，是不敢也！”刚完成推荐任务的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宋璞很无奈地表示，以分数做标准，自己也是身不由己。“学生中确实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从内心来讲，我也想推荐那些成绩差一点但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其考试分数未必能达到北大的录取标准。这样的学生北大敢录吗？就算录取了，其他学生和家长会没有意见吗？”
“能却不敢”的原因就这么简单，不以分数荐人，校长怕被人戳着脊梁骨骂“不公平”，即使自己比窦娥还冤。渴望公平的中国人，在高考升学上，如今其实只相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舍此硬标准，都会导致公平危机。而考试之外各种“加分”丑闻频出，更加剧了普遍的不信任。
就这个意义上的“公平”而言，在舆论的严密监督下，其实“推荐制”还是有“初步成果”的，比如，宋校长就反复强调说，在这次推荐过程中，由于标准的明确和过程的公开，没有任何学生家长来说情，也没有任何领导来递条子。问题是，北大探索“实名推荐”，希望被“推”来的应该是现行考试制度下那些“不会应试却有才”的学生，以从更高的意义上实现实质公平。这样的学生，衡量标准应该在分数之外。谁来掌握这标准？北大把球踢给了39所中学的校长。而这些校长们，从已经出炉的推荐生名单来看，他们却不愿也不敢接这个火球，又把球踢给了最保险、最无争议的分数。于是，人们发现，北大想通过“推荐制”来弥补应试教育之弊求“实质公平”的美好愿望，可能因此而全面落空。
究其实，在普遍的公平焦虑面前，中学校长们显得底气不足。之所以底气不足，是因为缺乏教育家式的权威和公信力。
跳过北大，跳过这些中学校长，把目光投向整个社会，投向中国教育的整体生态，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教育改与不改，都是一个难。教改非始自今日，但每一次改革，似乎都带来相应的弊端，引发更大的反对声浪。比如，高中实行学分制，被批评为换汤不换药；高考自主招生，又暗藏开后门的玄机。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终于把对教改曾怀有美好期冀的人们逼成了“怀疑论者”——对几乎一切教改新思路和新办法都采用“逆向思维”加以否定。
中国教育改革，就这样面临一个公信力罩门。中学校长们的“胆怯”，暴露的就是“公信力危机”这块沉在“实名推荐”热汤锅底的顽垢。
由此，重建公信力，就成为教育改革取得实质进展、收获的是龙种而不是跳蚤的关键。
至于公信力如何树立，这个问题恐怕已不必再提。当年的清华，之所以坦坦荡荡地录取钱钟书、吴晗，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清华，以及罗家伦、翁文灏这样的教育家型校长，拥有毋庸置疑的公信力。
公信力的重建，需要一点一滴地做起。从这个角度看，围绕北大“推荐制”和中学校长的“小心翼翼”引发的持续关注，对如何改革中国教育，已经收获了一些东西。（尹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