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招生”未见得不公平
近期有一社会学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
这是一项基于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所做的研究得到的结果，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北大学生群体的变化。这一研究结果，对审视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有着重要作用。
不少舆论认为，由于高校推行自主招生，导致农村生在北大、清华等名校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并据此反对推行自主招生改革，同时坚定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
那么，真是自主招生加剧了高考不公平吗?上述研究推翻了这种认识。我国自主招生是从2003年开始试点的，而上述研究统计的学生档案，截止时间为2002年，也就是说，上述研究结果，是针对高校尚未进行自主招生得出的。这表明，在传统高考制度之下，干部子女在名校中的比例早已在上升。
传统高考制度，是按照学生的高考分数，从高到低依次进行录取，这种考试、录取方式，被认为通过考试分数，保障了考试公平。但其实，这只是十分脆弱的公平。农村孩子、贫困家庭学生，在同一张试卷面前，并不公平。他们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与城市学生接受的教育有十分大的差距;他们因家庭经济情况限制，无法像城市家庭学生一样去上特长班、兴趣班，请家教……这些学生是在不平等的教育环境下，与城市学生“同场竞技”。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大学新生中的农村生比例，逐年提升，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可是，在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断滑落。这显示，农村生在高考考场中，考不过城市学生，他们上大学的机会多了，可由于高考分数低，更多进入的是三本院校、高职高专。
对于这种不公平现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保留传统高考，但调整考试形式和高考资源配置。其理由是，现在各省分省命题、分省录取造成了各地高考不公平，是农村生在名校中比例降低的重要原因。这一理由很具迷惑性。毋庸置疑，我国各地的高考资源存在严重不均衡，由此使各地的高考竞争程度很不相同，在北京、上海等地，一本率已高达27%(一本院校主要为985高校、211院校和地方重点建设的本科院校)，而全国的平均水平只有10%。如果调整高考录取资源配置，会缓解各地的高考不公平问题，但是，难以提高农村生的录取几率，因为在各省的录取中，增加的录取机会，首先会被城市学生、家庭环境更好的学生占有，农村学生依旧没有份。
另一种意见是，要努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地区和城乡教育差距。笔者赞成这一意见，因为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如果受教育者的起点就不公平，是很难有结果公平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十分严重，如果仅仅期待通过义务教育均衡来解决高考公平问题，必定需要十分漫长的时间。况且，就是在教育均衡做得不错的发达国家，依旧存在地区间、校际的教育不均衡。因此，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同时，必须改革高考制度，而这种改革的路径就是推行高校自主招生。
被公众担心会造成高考不公的自主招生，恰恰是扩大高考公平的必然选择。首先，只有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才可能校正单一分数评价给受教育者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公。在多元评价体系中，高校完全可以将考生的地区教育因素、家庭教育因素作为评价指标，这就校正了因教育差异、家庭因素对学生求学、成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大学正是通过这种自主招生、多元评价方式，扮演“社会公正调节器”的作用，两名考生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大学会优先录取来自教育薄弱地区、贫困家庭的学生。
其次，自主招生，本质上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不少人担心自主招生会制造不公，“潜规则”盛行，这是由于我国目前推行的自主招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考生在自主招生中，不能充分选择大学，不能获得多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果中国能扩大考生的选择权，允许一名考生可同时获得多个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么，大学就将面临被考生选择的命运，为此，不得不重视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服务，而由于受教育者拥有了选择学校的权利，自然也就拥有了监督、评价大学的权利。当前，由于受教育者根本无权选择大学，所以大学根本就不把受教育者放在眼里，从而也就可以关起门来“玩猫腻”。从这一角度看，扩大考生的选择权，不仅是推行自主招生的需要，也是解决当前大学一系列严重问题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