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塞尚吗?”有一天董先生突然问我，听到我肯定的回答，他眼中放光，感慨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和他有一段距离，使我不能很深地理解他!”我想说，可能是性情的关系，但没有接下这个话茬儿。回想我曾经听到吴冠中先生讲，在杭州艺专时期，董先生曾经在色彩方面受到林风眠先生的指评，独自到孤山上痛哭的往事，当时我不接话茬儿可能是对的。先生严于责己的精神实在是他的重要本色。那次我还对于美术教育中所谓基本功的概念发挥了一通议论，我表示反对强使大家接受统一的，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基本功概念。我说，所谓基本功是为了给学生以后的创作生活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应当尽可能地扩充基本功所含有的内容，现代的艺术教育应当提供从古典主义直到毕加索之间的所有选择。这种论调在当时显然是太出格了，但出乎意料，董先生特别严肃且一板一眼地说：“我同意袁运生的这个意见。”从这一天起，我才真正感到我们之间好久以来的亲近感觉是有深刻原因的，只是他从来没有这般无顾忌而已。
袁运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现任美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为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有一天，我们一同欣赏他多年来的作品。差不多所有的画都看过了，过去的和现在的，变化真大啊。董先生指着自己1942年的一幅《苗女赶场》的油画说：“本来，我自己心中最中意的是这一条路子。”正如他常说的，那是笔笔负责、恣意而自由的绘画。我的内心不禁为之一震!我回味他这条肯定自我的迂回的曲线，暗自下定决心：寸步不让，寸步不让地走自己的路。
董先生的心思全用在绘画里了，全副精神，全副精力，你看他作画的表情便是那样。他的眼神，拿笔时手的挥动都是刻骨铭心的，这是一种心性的表现，无论是藏族喇嘛的早年白描写生，还是《红军过草地》中大笔衣着的描写，或者再次西藏写生的那种豪放的饱满的笔触，他都是率性而作，这里面留有他的精神。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手把钢刀，直戳印章，毫无犹疑(他只有那么大的力气了)坚持他作画的主张，要一笔笔画下去。一笔负千年重任，不遗余力。他的骨灰盒上用了最后一块自己刻的名章，是那段日子钻研汉印，熟读碑铭最后的心得。坚实、肯定、一去不复的刀痕，有情有致的笔画，这坚忍的情愫，活生生突出了自己的性情。他是以悲壮的情怀与艺术告别，与自己的生命告别的。
他是一位真正的殉道的艺术家!(袁运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