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茅作为教育学院的院长，有亲身参加招生的经历，早有建议北大招生改革的想法。

他接受北京媒体采访时说，“每一个参加招生的人，包括在大学教书的人都有这种感受——— 有些好的学生靠考试招不进来，一些只会考试的学生想推出去又推不出去”。“其实最高分数段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没有实际意义，现在的学生往往用大量精力去追求那几分，优秀的学生也是如此，这是极其有害的。”

“尤其是今年北大清华关于状元统计的事情，这对两个学校而言都是很丢脸的事情，再多状元也不是一件多光彩的事情。其实状元有很大的偶然性，高考前100名的学生一般学习能力没有什么差别”，文东茅直言不讳地提到两个名校的状元之争。

11名教授建议“高考录取增加面试”这一消息传出后，有许多人担心，这会不会成为腐败的通道。文东茅认为，绝大多数北大教授都会尊重自己的声誉。而且，北大一直处在媒体和公众的聚光灯下，有这么多的监督，不能不做到自律、谨慎。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腐败。例如，北大可以借鉴在自主招生面试时的经验，让几百位参加面试的教师在面试开始前半小时才去抽签，决定分在哪一组。

文东茅还谈到回避政策，“比如，我是湖南人我就绝不去湖南，必须到湖南之外的省去。”

此外，还有人提出，面试环节是不是对于农村孩子更不利？文东茅则认为，“面试对农村孩子并不是一定不利。很多教授对能力的考察并不简单看重唱歌跳舞。”

“其实按照纯高考分数来录取，已越来越不利于农村孩子，我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的农村生源比重越来越小”。

在文东茅看来，现在农村孩子在名牌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原因就在于高考制度本身。单凭高考成绩录取，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公平，但实际上会导致农村生源在一流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其实做过教师的都知道，农村孩子考620分，跟城市孩子或者某个重点中学出来的孩子考621分，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面反映出的学生的素质也不一样。

对话张颐武：高考面试会不会成为一个新指挥棒？

张颐武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学者，他是11名联名写信的教授之一。他认为，这项改革是“很温和的”，并没有脱离高考。这项改革既尊重了高考制度，又摆脱了“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11月11日，他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表达了自己对新建议的观点。

燕赵都市报：高考录取增加面试，目的是打破“唯高考分数论”，面试时主要考察哪些方面内容呢？

张颐武：高考分数之外，人的综合素质非常重要。学校教育之外，要增加综合素质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养成、特长的自由发挥，让学生因材施教有更多的发展。这些在面试中有更多的机会展现出来。如果这样的制度能够实行的话，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好处。

面对面交流，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面对面的交谈，可以发现一个人的性格，包括他知识面的广窄。

燕赵都市报：有人说，“高考录取增加面试”如果能实施的话，这将是一个新的信号，但也可能成为一个指挥棒，各地会出现面试技巧等。

张颐武：出现面试技巧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每一种考试都有适应考试的方法。面试的方法是很灵活的，主要是考察个人的素质。有一种考试方法出来，就有一种应对策略。(对于面试)要产生一种完全的应试技巧，要难得多。同时要看到，老师面试的时候出题的范围是很广的，面试有一种现场感，可展现更多的综合素质。

面试没有统一的答案，没有统一的步骤。老师和学生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灵活性比较强。

燕赵都市报：在国外普通大学都有面试，“高考录取增加面试”能在中国推广吗？

张颐武：我觉得还是可行的，推广的快慢可斟酌。慢慢地通过试点来推广，参加面试者在一定的分数线之内，没有分数线也是不行的。一定的分数线之内通过面试。这对于许多学校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行性的。普通高校也可以设置面试环节。

在实践中看，这种办法对“唯高考分数论”有突破作用。我们对硕士生、博士生的录取中都有面试这一环节。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我们在硕士生、博士生录取面试情况，它有很好的作用。

燕赵都市报：你们的建议现在进展如何？听说北大已开始论证，准备在部分省市试行。

张颐武：学校做了积极的回应。这方面，学校和一线的教授是一致的。“高考录取增加面试”，这种办法同时照顾到高考的公平性、稳定性，对现在高考制度的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补充、完善。可以在实践中完善，发现他的不足可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