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遇到奇怪状元

　　2002年，在南部一个省份参与招生工作，更是让文东茅印象深刻。当年的该省高考状元是一名复读生，尽管在分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面谈时给人的感觉却很不好，“你很难与他沟通。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读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将来想做什么，由于是状元，太过抢手，这位考生甚至一度闭门谢客。”

　　两年后，文东茅再次前往同一省份招生，居然又发现了这位学生，经了解才知道，这名学生无法适应大学课业，又沉迷于网络，多门课程不及格，最后被勒令退学。之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居然又同时达到了北大和清华的录取分数线。

　　“我想，这样的事情不少参与招生的老师或许都会有耳闻甚至遇到。”他说，在目前的招生制度和程序中，招生老师更多起到专业咨询的作用，想招一个分数较低但你认为优秀的学生不太可能，想把一个高分的但某方面明显不合适的考生剔除也不太可能。

　　文东茅说，招生的本义应该是挑选出合适的学生，将他们录取到合适的学校和专业上，但现在的情况却使其很难实现。很多学生也是首先考虑上名校，并“服从专业调剂”；同时，由于考虑到最低分数线、社会声誉等诸多因素，高校也基本不加甄别地录取高分考生，但这对于学生和学校都有损害。

　　上书增加招生面试权重

　　“实际上，我们最终的关怀并非招生过程本身，而是着眼于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只有提高了人才培养水平，选拔考生时，总体的生源质量才会提高。更多学生会有自己的个性特长和更高的综合素质。高校也能够真正招到自己需要的学生，教育也才能回归其本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文东茅表示，教授们上书校长，并希望借助北大这一平台，使这件事引发社会各方更多关注，以推动人才培养方式和机制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目的所在。

　　在给北大校长的信中，文东茅和诸位教授提出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设想，最主要的一个变化是增加面试权重。如果说，对于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是一个人才选拔的技术性问题，那么，其所折射出的更为深刻的含义则在于：人才选拔方式对于人才培养方式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人才培养方式则决定了一个国家储备人才的特质。

　　很难想象，一个并不充分以创新能力、研究能力、综合素质等为最主要考察方向的选材机制，能够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中充分发挥这样的作用。而在国家的发展中，创新型人才、科研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却被越来越提至战略高度去看待。因此，教授们认为，希望更深入地改变育才方式，推动招生制度改革无疑是一个有效着力点。

　　实际上，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并不缺乏关于如何使其更好发挥导向性、选才功能、推动素质教育发展的探讨和尝试。然而，高考改革历史已久，却一直步履维艰。“为什么这么难，这是需要关注的。”

　　文东茅说，数千年来，中国的选材制度无非两种，一种以面试为主，一种是笔试为主。而以笔试为代表的中国科举制度在延续1300年后最终遭到废除，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度的应试必然会严重影响到教育本身，导致学校为了科举应试而办教育，想方设法帮助学生应付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