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东茅：

　　广州日报：很多人担心人为因素增加，会导致一些暗箱操作,影响高考招生的公平性?

　　文东茅：应该把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选人，在选人的过程中注重公平的观点。公平观本身十分复杂，按照分数高低排列录取考生，看似公平，实质上却极不公平。

　　我曾做过一个调研，发现总体而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孩子高考的成绩会增加2分。一个农村受过6年教育的家长，和一个大学毕业、受到过16年教育的家长相比，子女的平均成绩会相差20分。这非常好理解，父母受到良好教育，可以更好辅导孩子,还可以让孩子读更好的中学，有额外的家教辅导等。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通过分数高低排位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广州日报：我们往往会因为过于担忧一个方面的缺陷，而忽略了更多的有价值的评判标准？

　　文东茅：尽管出于善意追求公平，但很多人忽略了，应试教育的不公平在于其考察内容方面天然的局限性，它往往是对于记忆力好的人有利，有些人也许记忆力不佳但求异思维能力很强、动手能力强，对这类人才而言，应试教育就不公平。

　　此外，即使严格按照分数高低排位录取，也不能够导致教育机会的均等，因为优势家庭一定还会有优势。通过这个方式还会导致考生死读书。

　　广州日报：还有一种担心，面试究竟考什么？农村孩子或家庭较贫困孩子是否有劣势？

　　文东茅：招生的老师们所看重的素质不会只是唱歌、跳舞，口头表达这类表象的素质。相反，老师可能会更看到一个学生的爱心、对社会的关怀、毅力、对某一些事业或者爱好、工作方向、专业的追求等等，在这些东西上，农村孩子不见得和城市孩子有天然区别。而从了解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农村孩子也有自己的优势。

　　即使农村学生真的在面试中普遍表现不好，也可以通过一些制度来弥补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可以探讨规定录取农村孩子比例的办法。通过增加面试招生的方式，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面试分数线，可以让更多农村孩子有进入面试圈的机会。

　　广州日报：您也讲过，此前的高考在学科、考题、评价方式等方面一直在做技术性调整，但仍未突破“以考选人”的标准，现在你们的做法是提倡笔试成绩之外增加一个标准？

　　文东茅：可以这么说。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笔试模式之内进行细节的调整，而要在更大的方面做调整，那就是同时注重考试和面试以及平时表现的考察。

　　面试的优势就是更能够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否认了面试，等于否认了所有人的主观能动的选择和判断。通过面试可以更广泛考察笔试所不能涉及的方面。

　　广州日报：对于这一改革的推进，你们的设想是什么？

　　文东茅：我们不希望仅是北大一家，而最好是一些重点大学都能够来推动，通过这种方式对整个基础教育发挥导向作用。当然，目前，北大最后是否推进、如何推进还未确定，但我想，北大是一定会做的。

　　近期内，可能不会立刻在全国铺开，也许会在少量地区试点，在高考成绩的基础上增加面试。我们所希望的尝试是：在改革初期，参与的地区可以少一点，面试所占权重也可以少一些，通过这种小步走的探讨方式慢慢向其他省市和高校推广，而不会一步迈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