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瞿小松以《虚幻的“主流”》为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将任何“观念”(或者说是界限)奉为图腾来顶礼膜拜。他说,“毋庸置疑,20世纪‘现代作曲技法’,扩展了音响领域和表现手段,但若将其奉为神明而压抑天性,音乐的死亡就不远了。”“创造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过程,而任何预设的‘体系’(包括十二音序列),从诞生,就已经死亡。因为预设体系有堵塞生命的可能。”他认为,音乐学院的教学体系还有待完善,一是教学内容具有局限性。“现今中国的学院体系,提供给年轻人的选择,实在是狭窄并极其有限,它仅仅注目于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的三四百年,仅仅注目于西方职业作曲家音乐这个单一品种。”二是人文教育的缺失。“我们截取了一节历史,传授一些缺少人文背景讲述的技术。”他为此引用了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段话:“大学如果没有人文,就只是一个技能培训班。”他提问,“训练一代接一代同一标准、掌握特定区域特定时代特定技能的技人,是我们‘与国际接轨’的理想?‘创建国际一流音乐学院’,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人类视野的文化音乐人,抑或因无知而傲慢的乐匠?”他提出,“中国的音乐学院教育体系,即以西方音乐为唯一主体的教学大纲,存在着严重的缺憾。这个缺憾就是对于欧洲文艺复兴职业作曲家音乐以外的音乐文化的本体上的了解和学习。”“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格局,即以西方音乐为至高、为主干的教学大纲,需要重新构建。”
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平教授认为,“音乐学院是研究音乐美、传播音乐美、创造音乐美的地方,甚至它本身就承担着培养美育工作者的责任。因此,音乐学院自然应该是美育较为完善乃至最为完善的地方之一。”同时,他也对音乐学院中和声学教学存在的公式化,以及与实际作品脱离的现象,提出了质疑。
在自由讨论中,著名摄影家、作家、评论家鲍昆指出,“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抹煞个性,要求技术化、专业化、职业化,使年轻人的艺术创作与生活割裂,过分强调技术性,而忘了其在历史与现实中必须担当的责任。”而马立城的发言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艺术要反映人的灵魂,而现今艺术院校的教育,还只是停留在对技术的传授上,学生们对当下的社会环境既不关心也没有真正的思考,怎么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因此他强调,要加强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启发同学要独立思考,要对环境、人与人、个人有一个真正深入的认识。”